李普
化学工业的成就是解放区的奇事之一。所以在胶东,我只知道有一个化学研究室,如此而已。幸而我专为这绕道去参观了新华制药厂,才稍稍窥探了这个秘密。新华制药厂出产了上百种的药品,有咖啡因、麻黄素、补脑强身的甘油磷酸钙、消炎化脓的消凡米丁、葡萄糖、苏打、麻醉用的氯仿、治肠胃病的阿尔细林、炭那几乎、当归儿、归宝灵、痨可灵、催经缓下通经的芦荟铁丸、茴香油、杏仁水等等。还能制造胶布、盐酸、亚砒酸,从海水中提取某些原料。
制药厂位置在莱阳和烟台之间的一个乡村,在解放区的农村中听到这些名字,真是做梦也想不到,使我大吃一惊。(注:1945年1月28日,胶东区行政公署下辖牟平县西部、海阳县北部、栖东县东南部及乳山县马石店区等地,设立牙前实验县,因位于牙山之南而得名,1950年撤销。)然而更使我吃惊的是,领导炼制这些东西的原来是两个以前一点也不懂医药的高小学生。一个现在才二十二岁,是制药部主任,一个才二十八岁,是厂长。
是这样学起来的
厂长刘浪先生是个胖子,穿着对襟的中式短衣,样子很有点像小村子里那种兼营屠宰的杂货店老板。那个二十二岁的“制药英雄”董永芳先生那天不在家。他是劳动英雄之一,大家都知道他。后来许多人告诉我,这个人真肯钻,真是负责任。制药厂每次制成一个新药品,他总要亲自一再地化验和检查,甚至不惜拿自己做试验。有一回他检查泻药,自己吃了,泻了,又吃止泻药把肚子弄好。

▲前排中间为刘浪厂长,摄于1947年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“你们是怎么学起来的?”我问刘厂长。
原来他们参加八路军的时候,因为他们念过高小,就叫他们当司药。上级只给钱,买药要自己管,为了怕买假药,就想到学着化验化验。董永芳是在朝鲜念的学,稍微懂一点日文,有一回从战利品中找了几本日文的药学书本,就开始看起来。这是司药的“业务学习”。人人要精通自己所做的业务,是解放区和共产党所倡导的口号。如此而已,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制药。
化验化验,就是要搞化学了。我的天,化学是多么“神秘和高深”的东西,高小学生哪里懂!“愁的就是不懂化学!”刘厂长说。
后来听说部队里有一个女医生是大学生,她总该懂一些,刘浪先生就骑了自行车,跑几十里路去求师。问题是,酒精和硫酸怎么会化成乙醚?那位女医生就教他“分子式”。
“她教得很耐心,”刘厂长说:“我学了一宿(一夜),问箭头何以有的向天(↑),有的落地(↓)。她说,向天就是气体,落地就是沉淀。我骑车回来,按公式算硫酸钠的制成,制对了,好欢喜!”我把方程式教给董永芳和董星武,董星武是三个“臭皮匠”之一,现年二十七岁,当制药部副主任。他原来是开点心铺的,参军(参加八路军)后当卫生队文书,后来改做卫生员。我们算了好几样东西,公式对,数字对,就有了信心。部队提出创模运动(即大家争取做模范工作者的运动),我们下决心争模范。部队医药困难,如果那时候能在哪儿买到药品,我们就不会去想办法了。

▲1943年11月1日新华诞生在牙前县(现烟台市牟平区)后垂柳村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创办了新华制药厂
一年多以前,1944年春天,上级叫我们成立新华制药厂,员工十五人,开始做草药,我们学会了一点,动机就改变,有了点野心。胶东东海区(注:解放区东海专区,旧行政区划,辖区大致对应今天烟台东部、威海一带)有一个工业研究室,弄酸碱之类的军工原料。因为碱(硫酸钠)和硫酸都极缺乏,我想去学,上级不允许,派了董星武去,学了一套理论回来,教给大家,慢慢地发展到制化学药。现在制的都是仿制,并不是自己发明的。但是,他特别用力地说出这两个字,把文章转一个弯:“没有一本书是靠得住的。参考书上,故意引人多走一些曲折路。”他很严肃地说,随即就笑起来。
这句话很奇怪,我请他举几个例子。
“比如制麻黄素,书上说要用乙醚、酒精、甲酸,反复造作,非常麻烦复杂,走了许多冤枉路。后来我们索性丢开书本,以酸性水溶液浸取,然后加土石灰,把胶质沉淀,用酒精让它结晶,简便多了。书上总要保留秘密,说一点,也不过是应付新闻记者的访问而已。”我大笑起来,他又说:“虽然引人走曲折路,但是我们能得到启示,我们只有四五本书,太可怜了。”他请我帮忙,到外面找一些来。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。我相信读者们会给予热烈的帮助。

▲战火中简陋的新华实验室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制胶布的故事
他又举了许多例子:“比如做苏打,书上说要三丈高三丈宽的吸收塔才能做,但是我们条件不够,难道就不做吗?还要压缩器,我们也做不起。又比如做胶布,上级强调指出,急切需要。部队用胶纸膏代替,很不好。我们最初,连配制的成分都不知道。后来找到好几种,各说不一,而且都和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同。我们根据书本做出来的,都不粘,同日本货一样。书上有一种办法是用汽油溶解胶皮,再混合氧化锌,但还是不够粘,搞得我们很苦闷。后来才偶然在一本书上发现简单的一句,胶皮加热到一百二十五度,恰恰和我们的狭隘经验相合,我们是用加热法成功的。”他说他今年一月到大连参观了一家专门做胶布的工厂,出品也是不粘,而且过了一年半之后完全失去粘性。那厂长是日本人!那个日本人说:“没有办法,就是这样子。”
说到书本,刘厂长又提到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。他说:“比如提咖啡因,没有抽压机筒,我们用自行车的打气筒翻过来抽气。那些搞正规研究的人专靠机械,不能想办法,没有那样东西,就没法做,不会根据物质条件的具体情况办事。去年工业研究室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生,又有两年研究工作的经验。刚来时,上级特别关照大家要尊重他。他是研究磁器的,首先收集各地的磁土,开单子要了三十多种试剂。把屋子布置好了,一样一样详细分析,两个多月花了好几万元,毫无结果。后来有一个同志把每一种土做一个小玩意儿来烧,烧完了很好看,才解决了问题。
外边来的人奇怪的,就是以为我们没有那种条件,做出了每种东西,很不懂。而我们,一两月以内就要有结果,就要用。外边来的,以为我们军事上也许有道理,别的怕没有什么。一看,却大吃一惊,态度上就老实了。”他说他们厂里现在有四个研究员,两个是去年下半年从外边来的。一个女的(姓尹)东北药专毕业,做过药剂师,做过研究工作。另一个是从青岛来的,大学肄业,也在青岛某研究室工作过。他们都很好,很热情,很虚心,自动起夜班研究,完成任务。

▲战火中的新华研究室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政治与科学是结合在一起的
刘厂长再三提到政治的领导作用。他们认为领导上的功劳大极了,技术上启示有一些,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。听那语气,他们简直推崇不得了。
“自然科学和政治有什么关系?”那天同行的胶东新华社的李维光插进来说:“二百二十(红药水)有什么政治,给谁抹上还不是一样?”
他兴奋地说:“我们的工厂和工作人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,不像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工厂是为了赚钱,工作人员都受资本家的剥削,只要能够过活就算了。工程人才也是生活在痛苦中的。现在受美国货的打击,有谁肯研究。我们这里是自觉的,为了解除人民的病痛,为了坚持敌后战争的胜利,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研究。”
我又请刘厂长举例子。他说:“比如解决火碱,试验了两百多次,研究员觉得毫无办法。上级鼓励我们一定要搞出来,硫酸也是这样。战前全华北没有一家硫酸厂,要我们做,困难可以想见。上级仔细分析研究人员提出的意见,为什么能搞,为什么不能垮。分析清楚,决定能搞,给以鼓励和勇气,到底搞出来了。研究的人自己只见困难,忽略了可搞的条件。”
“上级指示要搞苏打,因为胶东自己有碱,非成功不可。我们搞成功了,用酒。上级要我们停止制酒,酒消耗粮食,非再研究不可,到底搞出第二个办法来了。我们现在用茶提咖啡因,从麻黄提麻黄素,都是上级指示的。胶东有这个原料。要根据当地情况,将来才能发展。”

▲抗战时期的新华制药厂模范工人合影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新的工厂与工人的关系
刘厂长对厂里和工人的关系,显然也是极感兴趣的。工人们有工会,厂长拟订工作计划交给工会讨论,工人同意了,就保证完成。工人教育是在业务课内贯穿文化课。现在二百八十多个工人中文盲已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,半数以上的老工人至少都可以写简单的砒霜。“我们把研究的结果教他们,研究成功一样教一样,他们做什么就学什么。每一种药品的形状、制法、成分、效能、禁忌,都告诉他们,使他们知道当心。如今他们生点小病用不着医生自己都会治。那位女研究员初来时,说:‘你们真放心教给工人,交给工人做和旧社会的厂不同。他们一来不放心,怕做坏,最重要的是怕你学了技术带走。’我们不怕这些。工人们都很高兴。比如器械制造部,我们以数学物理为主,教他们如何画圆、画角等等。一个人在外面学了三年,师傅才告诉他三点一四一五(圆周率),不教三点一四一六。”
制药厂成立八个月内,就要供给部队药品的一半。去年下半年,上级又命令要解决胶东解放区各方面全部需要的百分之六十,今年全部要由他们供给。
然后,他领我们参观。全厂有二百五十间房子,几乎把那个村子跑遍了。器械部可以制造剪刀、钳子、盘子、手术刀、假腿、听诊器等等,而且有电镀的设备。这些东西曾经送过一部分到烟台的生产展览会上展览,人家都不相信,说是外边买来的。这很难怪,要是我没有亲眼看见,我也不会相信,他们做得多么好啊。
走到一丈七尺高的铜制的酒精塔跟前,刘厂长又说了一段故事。这个铜桶子直径二尺五,重六百斤,不算锅炉,花了八万元北海票(注:北海票,即北海币,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发行的本位货币)。每天产一百斤,浓度百分之九十三。后来经过一个土包子改造了一下,每天可产六百斤,浓度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,九十八也可以做到。
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厂才三间房子。所有眼前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。解放区的人说:“我们的化学工业是从背包里发展起来的。”在八年的战斗中,他们随时要应付敌人的袭击,背着背包跑到深山小沟里去。缔造之艰辛和成就之伟大是使我深为敬佩的原因之一,而最使我兴奋的是这些专家原本都不过是高小学生,到现在还是所谓“土包子”,而且,又都这么年轻!

▲战火中的新华人自己动手,一砖一瓦地建设简陋的厂房。(新华制药档案馆供图)
解放区有这么一股奇怪的伟力,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的能力和精力发挥到最高的限度,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有益于广大人民的奇迹!这是我旅行解放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。同时,这三个“臭皮匠”的成绩更扫除了我对科学研究的误解。科学的研究并不神秘。一个像我这样的从学校出身的人,难免非常过分的迷信学校和厚厚的书本上的教条。我们竟忘记了发明界之一的爱迪生原来不过是一个火车上的卖报童,也忘记了一直到上一个世纪里面,科学的研究仍然几乎是个人的业余活动。我们都忘记了像现在通常的这种所谓正规的试验室研究,不过是近五十年来的事。这三个“臭皮匠”以他们的活生生的事业给了我一个极有价值的启示。用解放区的术语来说,就是帮我“打通了思想”。我感谢他们,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写这篇文章,我热望着能把这个感想告诉全中国。
(《解放日报》·1946年7月)
(作者简介:李普(1918-2010),湖南涟源人,记者,1937年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,1938年加入中共,是典型的“三八式”老干部,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处长,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,新华社副社长。著有《光荣归于民主》等。本文是于1946年7月,李普同志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解放区采访后发表的一篇人物通讯。该文以丰富的素材、饱满的激情、生动的笔记,记述了山东新华制药厂在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、艰苦创业的光辉经历。)